驻村扶贫工作期间，因小疾入住宣恩县人民医院，躺在住院部五楼内三科的病床上，虽无家人陪伴，但有队友的悉心照顾，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着医院温馨的治疗，静养疗伤。当然，这也让自己从紧张的驻村工作中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调整和休息的机会。紧靠窗边的病床，让我抬头就能望见蓝天白云，无形中增强了自己与病痛斗争的信心；扭头就可看到全部的同房病友及医护人员，与他们寒暄聊天，驱赶住院的寂寞和无聊；不过，再次回头望天时也多了一些感触和思考。

同室两天，我旁边床位上的那位来自晓关乡的尹大娘出院了，因脑梗入院，住了六天，虽然医院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治她的脑梗，但严重的头晕目旋症状得到了有效控制，几千元的医疗费由两个儿子平摊解决。由于对此病略有了解，分别时，我特别叮嘱大娘要听医生的话，不能随意停药，尽量清淡饮食，防止频繁发病。按照农合报销的规定，大娘出院时不能从住院部带超量的药物回家，出院后需要继续长期服用的药得去门诊部开，这样相当于又降低了大娘这次看病在农合综合报销的比例。

隔一个床位的那位娄大叔，来自长潭河乡，这两天高烧得厉害，严重时超过40度，从这几天检查的情况看，他肺上有一个大泡，肾上又有一颗大的结石，并且已经造成肾积水，显然属于撑不住了才来住院看病的，我们所住的内科病房专门请来了外科大夫给他进行专家会诊，可能要转外科做手术，即将需要的又是一笔不小的医药费。娄大叔家庭情况不是很好，儿子死了，儿媳妇跑了，姑娘嫁人了，老两口自带着一个六岁的孙女过日子。

离我最远的病床上躺着的那位来自高罗乡的余大爷，也是因脑梗症状入院的，86岁了，虽是农民身份，但他是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医药费报销比例高，再加上期盼康复心切，一再叮嘱医生要赶好的药用。医生的回答，我听起来很满意：“大爷，你放心，该用什么药我们就用什么药，关键是根据你的病情，根据效果来用药，没有效果的药，给你开着也是浪费。”

三位病友都是新农合的患者，相对于没有农合之前，农民看病已经有了一定的报销比例，一定程度上的减轻了农民看病负担，但看病仍然是当前农民心中最大的痛，也往往是压垮一个农民家庭最重的那一棒。回想我的驻点村石马，9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62户的贫困原因之一是“因病”，这还不包括“因残”的，占贫困户总数的64%。一个大病，或者一个慢性病带给一个农民家庭的不仅仅是高额的医药费，往往首先损失的是一个劳动力，同时也牵制和影响了家里另一个，或另几个劳动力，需要照顾病人而无法正常打工，无法正常种地，病人要花钱而不能赚钱，还耽误了家人赚钱，所以相对于可以边治病边领工资的有保障人员来说，农民一人得病，必将全家致贫。

从入户走访情况看，我的驻点村里除了少数重大疾病外，很多村民有腰椎间盘突出，有肺上的慢性病，有脑膜炎留下的后遗症，有这样那样的结石等等，很多慢性病当初都是小毛病，由于就诊不及时而最终拖成顽疾和大病。农民为什么有病不及时治，想必谁都能明白：一是没钱或舍不得花钱，二是怕治病耽误赚钱。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农民收入也大幅增加了，有了新农合，农民生病就诊比过去及时多了，但当前的情况并没有完全解决农民看病负担问题，因病致贫给精准脱贫带来的难题并没能完全解决。驻点村村民向我反映，根据目前的农合报销政策，在村里卫生室拿类似于感冒等小病的药物基本上免费，在镇里住院看病综合报销比例可以达到80-90%，到县级医院住院看病综合报销比例为60-70%，去州里看病综合报销比例为40-50%，去武汉看病综合报销比例为20-30%。以尿毒症患者需要做的透析为例：去州里医院做一次，路费加治疗费农民需要花200多元，而在县医院做一次只需要花22元。即使有这样的报销比例差异，但仍然有大量农民宁可顶着巨额债务，也要去州医院，甚至到武汉大医院去看病，主要还是因为当前我们大量医疗资源都过度集中到那些三甲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数量与质量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农民对基层医院看大病的信心不足，纷纷赴州级、省级医院看病。因此就出现了武汉一些三甲大医院看病车辆无处停，上电梯得花一个小时以上来排队的情况。

说来道去，要想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负担问题，我个人认为，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必须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真正加大对基层，特别是对县、乡、村级诊疗机构的投入力度、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和技能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县、乡及村一级诊疗机构的诊疗水平，确保实现农民一般性的疾病就诊不出县、不出乡，甚至不出村，最大限度的让农民降低看病支出，甚至免费就医，这也或许是促进因病致贫农户精准脱贫的最有效措施。（省农业厅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郭自国2016年6月5日于宣恩县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