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前一周，刘斌他们已经开始播种小麦，这茬小麦播种要持续到立冬时节。

没顾上寒暄，一见到刘斌，他先抛过来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去年小麦的价格吗？”

“1块1毛7。”记者答。

“今年，1块零2分。”他伸出手指比画着。

从枣阳市区回董楼村的路上，刘斌和记者算起经营账：这几年，化肥、农药、种子、柴油、人工等各项投入持续走高，粮价承压。他一直在琢磨怎么省下成本，多打粮食。

刘斌一家是湖北南漳县人。他的父亲刘文豹，上世纪80年代初靠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成了当时湖北最大的种粮户，拿下了“粮王”的名号。此后刘文豹转战宁夏，承包7000亩黄河滩涂地，儿子刘斌、刘杰也跟着一起扎进种粮这一行。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在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刘文豹作为新农人代表，参与了丰收启动仪式。

去年6月，记者来到枣阳采访夏收，写下《卖粮纪事》，刘斌家的弘农种植家庭农场是其中一站。那时，他的仓库里堆着没卖完的小麦，行情不好。

再到董楼村，烘干机照旧立在仓库旁，房子、院子一切如旧。仓库里堆的是刚收的稻谷。

还谈天气

在结束20余天的早稻收割后，9月16日枣阳市迎来了一场大雨。第二日，云层厚得发黑，雨还没有停的征兆，刘斌站在屋檐下，心里有些担心：“可不能再下了。”他怕去年秋季那场连阴雨再来一次。

去年麦收期间，记者第一次见到刘斌，那时他聊得最多的是天气，是降水。采访最后，刘斌希望来年风调雨顺。

“今年雨多。”刘斌说，小麦生长期间，几乎半个月就下一次。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春季抽水整地那阵子，小河沟水位抽下去一米多深，一场雨，第二天水位又涨上来。

5月中旬，刘斌他们开镰收麦。没过几天便下起雨，不少小麦倒伏，农机手趁机抬价，一亩地收割价格涨到100元。刘斌一咬牙，新买了一台履带式收割机。

“麦子收得拖拖拉拉，战线拉长了好多。”因为调整了种植面积，刘斌他们的“双抢”没有过去那么紧张。

“去年插秧的时候比较旱，今年有些不一样。6月20日是插秧的最后一天，雨下得很大，把堰塘灌得满满当当，连浇水的问题都顺带解决了。”刘斌接着说，这一场雨下完，后面一段时间基本再没有一场有效降雨，直到8月中旬，台风“白海豚”的余波带来雨水，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刘斌所在的枣阳，素有“旱包子”“旱尖子”之称。地处湖北省西北部的鄂北岗地，是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区域。当地多年平均降雨量仅800毫米，且降水分布不均。与刘文豹他们在宁夏种地不同，那里临近黄河，水源充足，受积温影响，一年只用种一季。

“要是年降水量再少一点儿，干脆只种旱地，反倒好办。这片土地不一样，有点儿雨，水田就能种。雨多成灾，雨少也成灾。”刘斌的期盼很简单：雨要下在对的时候。

下雨对收成的利害，刘斌再清楚不过。逢上连阴雨，收割服务费跟着上涨，稻谷含水率走高，农户没有场地晾晒，粮食拉去烘干厂，只能被动接受压价。“前期晴热，水稻收割一亩只要60元。要是雨还像去年那样落下来，收割价得涨到100、200，甚至300，都有可能。”

“天气对农业的影响还是大。”刘斌又提及了2023年的烂场雨。那时他们还没有烘干设备，只能临时调来四五台烘干机，赶着在雨隙抢收小麦。

正是吃过这场雨的亏，2024年他们建了两台烘干机。去年还帮周边农户烘干几十万斤粮食；但今年种植面积扩大，机器只够自己用。

这些年天气反复无常，刘斌越来越觉得，人是拗不过天的。“肥料贵了，总能买到；种子不好，可以换；拖拉机不够，添一台就行。这些生产资料，凭自己总能想出办法。”

唯独天气，无从对抗。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前准备：把田间排水沟挖深疏通，雨水一多，田里的水能尽快排出去。备好烘干机，平日里烘干粮食，遇上连阴雨的急难时刻，用来抢收保粮。若是碰上大旱，河沟的水抽干，他便束手无策：“水，没地方能买。”

刘斌觉得那些水肥一体化设施落到这片地上，终究难以奏效。一来受坡地地形制约，二来根子里还是缺水。他作了对比，滴灌依赖井水，河北、河南、山东、宁夏等地，往下打十几米便能出水；在这里，钻到两百多米，也未必见水。

“前几年看到有种植户给桃树用上水肥一体化，水源取自鱼塘。但旱季拖得久了，鱼塘也会干涸，再好的设施也派不上用场。”

今年夏收之后，刘斌他们种了700多亩玉米，2300多亩水稻。

不折腾的折腾

地和田是两回事，刘杰是这么认为的。“旱地投入的管护少，但风险高、收益薄；水田要费大量心思打理，回报相对更稳更高。”

水稻插下后的头两个月，每天早上5点，刘杰他们就得起身去巡田。靠电闸调控抽水、放水，水顺着梯田，一垄一垄漫进田里。到8点，沿着田埂再巡查一圈，关掉水闸。

那段时间，管水，成了刘杰他们最核心的农活。他们觉得这是水稻和其他粮食作物在田间管理上最大的区别。

“抽水算不上麻烦，水泵往田边一放，铺好水管。哪块田水够了，提起管子就行。”刘杰说，巡田却半点都马虎不得。“水不能太深，也不能干着。田埂还常常被龙虾、黄鳝、泥鳅拱出孔洞，要随时堵上。”

这般守水的日子，要熬到8月中旬。

同一时间，刘斌他们收割了100多亩的春玉米，一部分是去年受连阴雨影响没来得及种上小麦的地，另一部分来自新接手的千余亩地里零散的边角。

刘斌他们新承包了1600亩地，正是去年记者到访时，还在洽谈流转的那片地块。加上此前流转的土地，父子三人手里，已经承包下董楼村九成八以上的耕地。

刘文豹曾专门过来踏勘这片地：土层浅薄，地力不足，种什么都长不好，秧苗总是蔫蔫的。

“原先的承包户管理粗放，田埂上野生构树20厘米粗。构树顺着田埂往田里蔓延，占去一米多宽，好好的耕地就这么浪费掉。”刘斌说，早先只听说上家经营不善，等到实地看地才明白，这块地不能直接播种，必须二次整治。

接手之后，他们前后耗时7个月，投入200多万元，开着挖掘机逐块平整，疏通田间沟渠，把零散的小田块合并成连片大田。

刘斌说，去年他们主动退掉了300亩的承包地。那些多是十几亩一块的零散小地块，水源条件差，来水不足。来回一趟要跑十几公里，日常管护耗费太多精力。刘斌想着把土地逐步向董楼村集中，田间管理、农机作业都会省心不少。

刘斌明年不打算再种春玉米了。他说，只要今年天气不出现极端情况，水稻、玉米收割一结束，这些地全都种上麦类，其中还要拿出几百亩来种大麦。

“大麦比小麦早熟十几天，能提前腾茬插秧，错开农时。这几百亩大麦腾出来的空档，恰好能匀出宝贵的作业时间。”在刘斌眼里，这比什么都金贵。

这并非临时起意。早前他也种过大麦，只是规模不大，最多也就100亩。现在土地整治到位，他盘算着把大麦扩种到五六百亩，做一次大规模的种植结构调整。

刘斌太熟悉当地的农时了。“这里的特点是三个月种、一个月收，播种窗口期极短。庄稼就算抢着种下去了，一旦收成不好，这一季就没有效益。种大麦，相当于把这根绷得紧紧的农事周期，适当拉长了一些。”

其实按当地条件，种油菜也是个选择。但刘斌算了笔账，把油菜排除了。“油菜机械化收割尚不成熟，冬季一旦遭遇冻害，产量就往下掉，收益起伏不定，综合效益比不过大麦。大麦的收购价虽不如小麦，产量却相差不大，5月初就能开镰收割。”

这样折腾，只有一个目的：缓解夏季抢种的时间压力。

管人还是管地

刘斌在流转土地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从2020年开始，留在村里务农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在他看来，村民不愿再种地，有两层缘由。

头一层，是算经济账。一户人家种十几亩地，一亩能挣六七百元，一年下来也就六七千块钱。这笔钱，外出务工同样挣得到，反倒可能更轻松。

“外出务工不用被土地拴住。”刘斌解释，种地虽说忙活的只是收种那几天，可平日里打药、除草、管水，零碎农活接连不断，人总得守在田边，走不开。

第二层，是人的缘故。董楼村如今六七十岁的老人居多，他们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刘斌还记得，刚来的时候，田埂边上还有老人开荒种地。他印象很深，每次打药都格外小心，生怕药液飘到那块小开荒地上。只是这两年，他再也没见过那位老人下地。

“种地必须讲究效率。”刘斌家干活的人有5个：父亲、弟弟、姐夫，再加一个侄子，日常管护尚能支撑。但父亲年纪越来越大，只能偶尔帮忙照看烘干设备。

管理上虽应付得过来，压力却一直压在身上。他向记者抱怨：自俄乌冲突之后，农资价格涨上来就少有回落，即便下调，幅度也很小；粮价却一年比一年低。地租也是一大成本，当地水田一亩租金400元，另外还要向村里上交50元管理费。

地租明面上是400元一亩，刘斌核算后实际成本更高。“坡地的田埂、边坡、渠埂，扣除这些无法耕种的部分，有效耕种面积的地租折算下来一亩近470元。”

在兄弟两人看来，3000多亩的规模并不算大。父亲刘文豹早在20世纪耕作几千亩连片田，靠的就是各类农机。

今年，刘斌他们又添置了2台拖拉机、1台插秧机。如今家里共有9台拖拉机、3台收割机、2台插秧机、1架无人机。一到播种、收获时节，尤其是抢收的时候，还得临时雇工。

董楼村地处丘陵，田块细碎零散，很难连成大片，加上人手有限，规模很难继续往上扩。刘斌觉得，最近几年不会再扩大面积。

他偶尔也刷到网上那些经营几万亩耕地的视频，总觉得不太真实。“种地的规模得有边界，毕竟农业和规模化工厂不一样。”

“有些种植标准，只是实验室里的试验数据，可以当作努力的方向，却不能直接照搬。”刘斌举例说，村里7组的地靠山，土质偏黄，搁上一周，容易板结，旋耕之后要立刻播种；二组、三组挨着河边，是白鳝土，翻耕之后晾晒一周，土块照样细腻。

这方面，父亲刘文豹经验老到，土层一翻出来，一眼就能分清，知道该怎么打理。

“摸不住土地的脾气，光找专家也没用。”刘斌说，有些地块的地势高低不同，保水能力天差地别，哪块田该多灌水、哪块要少灌水，这很重要。摸清了，管理起来才能顺手省力。头年遇到不保水的地，第二年就不能再种水稻。

“种地管理的核心不是管人，而是摸透土地本身的特性，顺势调整种植结构。”刘斌说，说到底，是管地，是降成本。

父与子

2021年刘文豹从宁夏回到襄阳后，地里的大小事务主要交给两个儿子打理，但他依旧习惯天天往田里转一转，看一看庄稼长势，哪里生虫、缺水或是积水，在关键节点给兄弟俩提建议。对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他说已经跟不上了，也没有能力去学。

“新技术是好东西，但单靠技术撑不起种地。”刘文豹说，这块田虫多、那块田虫少，往往和地势、气候、土质、墒情相关。地力足的田，分蘖快，追肥可以少一些；地力弱的，就得适当密植。这些分寸，要靠经验拿捏。在他看来，种地讲究经验和科学结合，每一片地都有自己的脾气。

刘文豹的第一桶金，就是靠农机。1982年，刘文豹从农场离职，自筹资金买下4台“东方红”拖拉机，为周边农民代耕代收。后来在宁夏耕作也是依靠高效的农机作业。

与那时相比，刘斌觉得，农机的电子化、智能化程度更高，操作灵活，驾驶室也更舒适。“这是机械的进步，把人慢慢解放出来。”他还记得一名无人机销售员跟他说的话：“买无人机，就不用背着药箱下地打药。看着一次性投入几万块，等年纪大了，少些疼痛，这笔钱也就赚回来了。”

这几年，刘斌他们陆续更新农机，添置无人机。在他看来，种地的一大块投入都耗在农机上。不少农机更新换代快，有的是主动升级适配生产，有的是坏损之后被动替换。所以添置设备，他优先选大品牌，尽量统一品牌，后续维修、保养都更省心。

今年新买的这台履带式收割机，水稻、小麦都能兼顾。收水稻一天能作业四五十亩，收小麦一天可达七八十亩。换上新机器，刘杰的感受更直观。“去年添置了一台动力换挡收割机，劳动强度确实降下来，干活没那么累。”刘杰说从前翻地，要反复踩离合器换挡、倒车转向，每一次踩踏都要使出二三十公斤的力气。

由于丘陵地块零碎，作业时要不停掉头换向，一天下来，离合器可能要踩上千次。“新机器轻拨操纵杆，前进、后退一键切换，省了不少力气”。

地里已经翻了三遍。霜降前一周，刘斌他们已经开始播种小麦，这茬小麦播种要持续到立冬时节。（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自艰）